限制消费者对药品的选择领域。

如何理解萨维尼及其历史法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标签就能解决的问题。  四、    小结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比如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在对待普鲁士政府的问题上，萨维尼因态度保守而经常受到指责，但萨维尼以及罗马法派的德国法学家在面对德国的罗马法的真实局面时表现出来的坦诚也不由得让人们再次去揣摩奠定这一学派基础的词语——历史。

(32)[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似乎这个民族极端重视自己的血统的纯洁性和纯粹性，因而也就很难想象它竟然愿意把被它亲手打败的罗马帝国的法律当成本民族的一部分。而只有在罗马法极度衰败的时候，才会出现编纂这些法典的念头。(25)如同英国法也是在很晚近的年代才在英国本土的大学中登堂入室一样，在德国尽管在13世纪就有所谓的日耳曼法的编修工作，并且在以后也不乏此类活动，但是大学中占主导的还是学术化的罗马法。从全盘继受的最终结果看，德国广泛继受了罗马法，包括刑法、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等相关法律，其中最辉煌的成就要数民事法律的继受了。

纳粹的暴行使得人们至今对日耳曼优等民族血统论心有余悸，但同时，世人也开始更多关注这个欧洲历史上曾经被称为蛮族并灭亡了西罗马帝国的民族。对德国法学家而言，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便应该是去追寻他们的历史。在当事人缺乏实质自愿与干预人的干涉之间应该存在因果联系。

该法第十条规定，为了保护面包工人，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天，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虽然该案件由于雇佣劳动关系引起，但其涉及的却是宪法上的平等保护问题，而该案件中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乃至最高法院围绕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的规章所展开的讨论证明了这一点。按照Lowenstein教授的说法，由于家长主义认为国家对待其公民可以象对待孩子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规制可以被视为家长主义式的，因为此时个人自由从属于政府机关的行政许可的自由裁量范围内[31](P663)。

早期的讨论性别平等的法学被注入了现在被称为浪漫家长主义的理论[12]。这样的广告可能是高度具有信息性，也可能是最不具有信息性，或在其中间的某个地方。

1939年国会授权给社会保障局将社会保障利益给受益人的朋友、亲戚或合格的组织。并由此产生了对家长主义的诸多苛责，对家长主义广泛的敌意如果说不是不可克服的话，也是很强的[13](P519)。在该案中，一位律师向一位因丈夫在为军队服务丧生而享受养老金的寡妇要求１０美元以上的报酬而被定罪[5]。在广义的自由范围内，超越个人事前明显的偏好进行的法律干预对整体自由的破坏就不再是清晰的了。

第一，1698年，洛克警示人们不要将父权与政治权力混淆[4]。一般来说，FDA的规制会实际上提高个人自治利益，其方法是确保支持做出有意义的决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第二，法典中规定了一个新的被称为 Roth 个人退休帐户的规则。该规定同原来的个人退休帐户一样，也规定了10%的提前使用罚款。

这体现在联邦行政机关制定的家长主义政策的发展和应用上。而且，这样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的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里也屡见不鲜。

自1985年以来，要求限制烟草广告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投票表决提请国会制定禁止烟草广告的议案。尽管很多学者，包括支持家长主义的学者都认为家长主义与效率是不相容的，如波斯纳就认为要求系安全带的规制是无效率的（inefficient）[18](P492-493)，但有学者通过经济分析认为不仅相容，甚至认为经济分析为家长主义提供了核心的正当化理由[19](P229)。

但这种规制的放松招致了会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即GAO）的批评，会计总署在其200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关于保健品的松懈的规制几乎没有起到保护消费者的作用[19]。即这样的立法的目的是想消除由于对当事人的伤害而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的负担。以致于很多根据家长主义法律做出的判决也被故意蒙上一层非家长主义甚至反家长主义的面纱。1994的《保健品健康教育法》（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of 1994 (DSHEA)）规定保健品被视为食品，而不是药品或食品添加剂[18]，并将保健品不安全的举证责任交由FDA承担，需要由FDA证明保健品的成分在推荐的或一般的使用条件下产生一种重大的不合理的危险或伤害。通过对国外的法律家长主义制度和理论的研究，或许可以为解决我国法治秩序建构过程中的某些法律制度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提供一个视角和注脚。因此，即便声称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ist)的人士，也同意基于软家长主义而进行的规制和干预[7](P255,256,265)。

1970年代的围绕着苦杏仁苷（Laetrile）的争议是硬家长主义在公共健康规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28](P1695)。2，有生理或心理受伤害的记录。

Posadas一案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1]。总之，自治应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all-or-nothing）的概念，而应是一个程度上（more or less）的概念[25](P9)。

R. Dworkin的平等自由理论认为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与任何特定的好生活或赋予生活价值的观点分开[3]。限制消极自由所失去的内在固有价值与由此扩大的积极自由的工具性效率增加的价值相冲突[17](P496)。

这个框架承认法律家长主义的干预将在特定情形下提供一种有效率结果的前景。针对第二个条件：管理人必须是主要出于对当事人的善意（Benevolence）而限制其自由。该案件判决认为一个雇主有权拒绝一个残疾的求职者或雇员对某个会给其带来特定危险的工作职位的请求[6]。学界在使用家长主义概念的时候，存在着诸多分化和歧义，有的将任何带有善意的法律行为都归结为家长主义[7]，有的将带有善意和强制规定的法律都归结为家长主义式的，在概括意义上使用而不加细分[8]，更多的是将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并予以细化[9]。

有女权主义者认为，无疑，美国的历史上存在着悠久且不幸的性别歧视。  一、家长主义的概念 （一）家长主义的起源 家长主义（Paternalism）又称父爱主义[2]。

虽然浪漫家长主义实际的扩展受到限制，但仍以女性工资、女性工作的形式限制妇女[38](P135)。在此之后对家长主义法律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反复，这突出地表现在就是更为著名的Lochner v. New York案，该案的缘起是纽约州劳动法。

国会对与代理支付的基本目标没有明确表述，但是赋予社会保障委员会广泛的执行的广泛的权力。.但ADA也在引起大量的争议，这在2002年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20世纪的初叶，在自由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在对社会主义恐惧的年代，哪怕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对妇女健康和医疗提供帮助的法律，也因为其对社会权的提升而被斥之是社会主义的，要被禁止[14](P164)，更有人将其斥之为虚伪[15](P374)。他认为，对个人自治能恰当地理解，立足于一个道德诉求，并与社会环境有关[23](P417)。后来当地的一个赌场因为做广告被该公共机构罚款，该赌场不服，提起了诉讼。但如果只看法院的行为而不是看其语言，会发现除非商业言论真正服务于家长主义目的，否则一般都会被限制。

对最高法院审结的涉及对商业言论进行限制的案件的研究表明：被限制的商业言论越具有便于消费者做出理性选择的信息，法院就越有可能否定这种限制。而实质理性是与人们的行为是否在追逐他们自身的利益获得成功相联系的。

这种解释依据的是纯粹的个人最高权（sovereign）自治的概念，将自治视为最高（sovereign）的权利[24](P460)。但当时即遭到最高法院法官之一霍姆斯（Oliver Holmes）的反对，在他著名的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中，霍姆斯说，美国宪法不应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7]。

现有的资料表明，对法律家长主义的争论在方法论上集中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法律经济学的维度进行，一个是从价值论的维度进行。因为对当事人只有风险没有利益，收益为负，按照选择的经济学模式，他们服药的选择是不理性的，不应支持，所以，FDA和最高法院最终拒绝所有患者服用苦杏仁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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